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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用他人身份入职,发生工伤后是否可向社保机构申领工伤保险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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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名入职并参保,冒名者遭受工伤,伤者或用人单位申请工伤保险待遇时,社保机构往往不予受理或不予支付,从而引发行政诉讼。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同类案例,但司法实务中仍然不统一。本期同福小课堂结合典型案例,并分享珠海中院行政庭资深法官唐文法官的裁判观点,对此予以探讨。

案情简介2017年8月,强台风“天鸽”登录珠海前夕,周文华与同事巡查时不幸意外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公司与家属协商善后事宜时,家属揭示死者真名为周文华,而不是唐中华。经平沙派出所核实死者真实名为周文华,其自2010年以来冒用其姨夫唐中华的身份入职,所有合同和协议及缴纳社保金等都是以唐中华的身份签订。经平沙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公司与家属达成《人民调解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公司支付家属90万元整作为周文华死亡纠纷的所有赔偿款(包括垫付的社保工伤待遇款709784元、精神抚恤金、家属慰问金等所有合法项目)。由公司办理周文华工亡社保待遇理赔事务,社保待遇赔偿款归太阳鸟公司所有。2017年9月,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珠人社工决字[2017]1918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周文华为因工死亡。2017年12月,社保中心作出《工伤保险待遇不予受理通知书》,不予受理太阳鸟公司提出的工伤待遇申请。太阳鸟公司不服,诉至一审法院,请求撤销《工伤保险待遇不予受理通知书》,判令社保中心重新做出行政行为。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太阳鸟公司的诉讼请求。

后太阳鸟公司进行上诉,主要理由为:1)太阳鸟公司为冒用身份的劳动者周文华缴纳了社会保险费用,事实工伤保险关系已经成立;2)社保中心和一审法院仅以账户信息不相符为由拒绝支付工伤保险待遇,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3)员工周文华的少量过错并不足以免除社保中心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法定义务与职责。被上诉人社保中心主要答辩意见为: 1)周文华在珠海市无参加工伤保险的记录。周文华与太阳鸟公司不存在工伤保险关系,周文华的工亡待遇不应由被上诉人支付; 2)法律法规并没有关于事实上的工伤保险关系的认定,不能以事实上的劳动关系推定事实上的工伤保险关系;(3)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可劳动社者冒用他人身份签订劳动合同、参保缴费的,社保经办部门不应支付保待遇,劳动者的相关社会保险损失应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按各自的过错承担。

二审裁判观点:二审法官认为,周文华因工而亡,已被人社部门认定为工伤及其亲属应当享有工伤待遇,均无争议。本案分歧在于,该工伤待遇应由用人单位太阳鸟公司承担,还是由社保中心予以支付。其主要裁判观点如下:

一、关于工伤保险制度宗旨、性质与国家支付工伤保险待遇条件。

鉴于生命健康权是最基本的人身权利,国家不断完善工伤保险制度,目的是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在工伤保险范畴里,劳动者受到事故伤害被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的,获得法律最大限度内的工伤保险待遇,是公民作为劳动者的基本权利。社保机构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必须满足如下三条件:一是劳动者伤亡获工伤认定,二是用工单位为劳动者参保并按时足额缴纳保费,三是无法律法规禁止支付之情形,如存在工伤保险欺诈行为。

二、关于本案属性(案由)和审理思路。

首先,本案法律关系具有行政合同性质。太阳鸟为其职工周文华(冒名唐中华)投保,社保中心承保,职工周文华遂以受益人身份成为工伤保险关系当事人。需强调的是,行政协议作为一种“柔性行政”的方式,与其他行政行为之行政属性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作为行政主体的一方,仍须遵守行政合法性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后者如信赖保护原则。用人单位出于善意缴纳工伤保险费后,工伤保险关系即告成立,这是信赖产生的基础;用人单位按时足额缴纳保费,劳动者因工遭受伤害被认定为工伤,这是信赖利益成就的条件;继之,社保机构负有工伤保险待遇的支付义务,这不仅是权利义务对等的要求,更是保护用人单位信赖利益之所需。

三、太阳鸟公司、劳动者周文华与社保中心三者之间存在工伤保险法律关系。

社保登记部门对用人单位的工伤保险申报依法负有审核义务,审核通过用人单位的申报后,用人单位、职工与社保机构三者之间的工伤保险关系就已建立。太阳鸟公司自2010年5月即为职工周文华(冒名唐中华)投保,社保中心已实际承保,依照前述工伤参保规范,即可认定三者之间早已成立工伤保险法律关系。参保人(受益人)只能是真实的劳动者周文华,而不是被冒名的唐中华。被借名的唐中华既不是本案真实的劳动者,更不是本案工伤事故之亡者,缺乏作为参保人或受益人的必要条件,本案中不能成为工伤保险关系的受益人。

四、不能认定周文华冒名入职行为在工伤保险关系中也构成欺诈。

本案工伤保险法律关系中,投保人是太阳鸟,承保者是社保中心,劳动者周文华是受益人。欺诈的构成必要条件有二:即有诈保的故意和实施欺诈行为。在入职阶段,周文华冒名入职是欺诈行为,欺诈的对象是太阳鸟公司。显然,在本案中,周文华一人不能完成参保阶段的欺诈。如果认定参保欺诈,就是周文华与太阳鸟公司共同欺诈;而共同欺诈必须有共同的故意。本案事实显示,太阳鸟公司出于善意且依法为其职工周文华投保,当然无欺诈社保中心的故意。

五、本案工伤保险法律关系,也是行政行为,在判断其效力时应当优先适用行政法相关规范。

    根据我国行政法的相关规定,判断行政行为效力的标准是“重大且明显违法”标准。经审查,周文华与社保中心之间的工伤保险关系无重大明显违法情形,故本院不能认定其无效。

六、关于最高人民法院所发布同类典型案例和服务行政的理解。

最高人民法院曾于2015年12月4日发布了19个合同纠纷典型案例,其中案例11即王某先等人诉被告重庆市某区工伤保险管理所、第三人重庆某煤矿公司不履行行政给付义务案,与本案法律关系和争点等要素相同:即劳动者冒名入职,用人单位为劳动者参保,劳动者发生伤亡并认定为工伤,争点为社会保险基金部门是否应当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在该案“典型意义”部分,最高人民法院就争点持肯定立场。本院前面的评述,是对最高人民法院所发布同类典型案例所持立场的理解。本次发布合同纠纷案例的主旨是“用公开促公正 建设核心价值”,就发布19个合同纠纷案例价值导向而言,所弘扬的核心价值主要在于“诚信与友善”。诚信原则在私法领域是帝王原则,适用于公法领域被称之为信赖保护原则。所发布的19个案例只有1个行政诉讼案例,即前述案例11行政合同纠纷。总体而言,这次发布案例活动,既大力倡导公民践行诚信友善,又提醒行使公权者遵行信赖保护原则。故太阳鸟公司关于本案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所发布同类典型案例的上诉理由,本院予以认同。

行政行为一经成立,在被撤销或被认定无效之前,当然具有存续力(公定力、执行力)。据此,社保中心应兑现太阳鸟公司的合法预期。进而言之,服务行政是现代行政文明标志之一,也是法治政府建设应有之义;而社会保险类行政之服务属性更为突出。为全部职工甚至事实劳动关系劳动者提供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障,是政府应尽的一项基本公共服务。冒名入职者与用人单位构成事实劳动关系的职工,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法律意义上的职工,如果参加工伤保险,并获得工伤认定的,就应享受国家赋予的工伤保险待遇。社保部门应准确理解和把握法律规范赋予劳动者权益保障的“红利”,在工伤保险关系核查与认定、用人单位待遇赔付等方面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从而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理应享有的权益。

七、关于冒名入职行为的法律评判。

毫无疑问,冒名入职是明显的欺诈,与诚信原则明显相悖。然而,抽象的法律原则通常不能径行判案,故“法律适用禁止向一般条款逃逸”,早已成为通识。如果基于抽象的法律原则判案,就会引发见仁见智的裁判结果;这正是全国各地类似冒名入职案件裁判尺度不一的重要原因。

所以,评判冒名入职行为,首先应当回到将诚信原则具体化的法律规则。通过检索,即可知悉规制冒名入职行为的规则,诸如,用人单位一旦发现并查实冒名入职,即有权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冒名入职的劳动者在劳动争议类民事案件中,必须承担过错责任。具言之,用工单位未为冒名入职者购买工伤保险,或者虽购买工伤保险但在发生工伤后不能获得国家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用工单位因此遭受损失的,冒名入职者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关于冒名者如何承担过错责任,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早在2002年9月5日就发布指导意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劳动者冒用他人名义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应按实际劳动关系确定主体。用人单位以劳动者假冒身份证明为其投保而遭受社会保险损失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应按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故此,冒名入职者虽然也能享有工伤保险待遇,但并不等于不承担过错责任。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有误;太阳鸟公司上诉请求有理有据,应予支持。

   律师观点:上述裁判观点在结合理论与实务、法理与情理的基础上,将本案法律关系和各项争议点分析地鞭辟入里、令人信服,从而真正地实现了依法裁判、司法为民的要求,具有极其重要的示范和参考价值。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当前法院审判的一个重要趋势,即不再僵化地适用法律或仅停留于案件本身,而是更加注重考查法律背后的立法目的和突出个案对社会的影响,从而彰显其所要维护的诸如诚实信用等重要法律原则或社会价值理念而这种趋势,对所有法律人而言,不论是在专业知识素养还是实务上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对于企业和普通民众而言,则要求其在日常经营或生活中不但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还要大力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守法律和道德的双重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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